玛丽带来了“对父亲有愤怒”的问题。我问她她恨什么,她回答说她四岁时候,他就和妈妈离婚了。
我探讨了她场的本质。那是20年前,在那之后，她只见过她父亲10次。她对她的了解非常少。
她认为她的母亲是受害者——她的父亲有一个外遇,然后就再婚了。
她成年后并没有做任何努力来跟父亲联系。当我问到为什么,她回答说,此前他曾把他第二段婚姻的女儿带过来见面,玛丽感觉特别妒忌看到他对她同父异母妹妹的爱。
我告诉她我将不会处理她的父母离婚的问题,或者是她对离婚的恨（因为并不是她问题的真正中心）。相反,我只愿意为她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状态而工作，并找出她需要在当下做什么。
她很不情愿,但我的界限很清楚。
我告诉她我离婚的故事,和我与大女儿在她长大了后的对话,和她所一直带有的错误信息。
我告诉她,我愿意支持她寻找到与她爸爸对话的方式，而不是继续呆在无助，受害或没有力量的角色中。
她承继了她母亲的故事,并被这些故事影响。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有着自己的选择可以实现,能直接从她的父亲那里找出他那边的故事。她还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我的重点是在将来往这里移动，而不是试图痛骂过去。
此外,当我们谈论这个时候,玛丽的声音和言谈举止就像一个小女孩。我告诉她,对于她已错过了太多与她的父亲的相处,我感到理解和同情，但事已至此，没有疗愈或与父亲的互动可以支持到重新回复那些失落的岁月。
我们必须和这悲剧呆在一起,因为它就在那里,并从这一点上找到她的资源。
这是一个强硬立场,否则就会一直去援助和诱导她陷在一个无助的地方,一直想要回她已经错过了的消失了的东西。
有时扩展的移情可以帮助人们,但其他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清晰的边界,往前走，而不是一直不断地向后看。在她体内的小女孩,她没有选择,也没有能力需要走向父亲。
她说在她看到她那么小时候，她会想要打他。显然,她很生气,我说这很正常。但她还没有发现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也用同样小女孩的方式表示愤怒。
所以我提出做一个试验:开始在房间里找一个位置，指定她坐在自己母亲身边。,并穿过房间向她父亲走去。也许和父亲聊一聊或者只是站在他那里。
她感到这个邀请非常有挑战,非常害怕。我做了一切我可以鼓励她的,但也给了她选择。我经常提醒她，她24岁了。我请她放弃小女孩的声音,伸直她的背而不是驼着背(她说她常有背部疼痛)和移动，来到承认和有选择的状态。
慢慢的,她同意做试验。她一步一步地移动，每一步都需要很多支持，而不是跨掉。最后她到了她父亲的位置,我请问某位学员代表他父亲的角色。
她发现无法开口和他说话。所以我问她有什么感觉，用她可以用的句子说出来。我做了大约五六种感觉后，她就有了可以说的一系列东西。她需要更多的鼓励来说出她的话。事实上,她发出短促呼吸的声音,可以看出,包含有她为了父亲对同父异母妹妹的关注而有的“委屈”。
她想问他问题,我就是指导她只是说出自己的话。我指出了问题会有操纵,并把她带回她想走向他的原因。
终于她开口对他说话,告诉他,她很生气,很受伤,也很高兴见到他。大多数她谈的是她的不安和害怕。父亲代表的反应是他很高兴看到她,这不是她本来期望的。
整个过程对她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不得不不断把试验变得简单，比如告诉她这是只是一个治疗小组,这里并没有她实际的父亲和母亲,她只是穿过一个竹地板,仅此而已。这减少了情感波动,只是略有而已。我每一步都陪着她，教练,支持,和挑战她留在她的成人状态。
这是一个“安全的应急状态”完形试验的案例，我们会走进通常是非常艰难的领域，然而在尽可能多的支持时来做是必要的。
这个让人有新的体验。
然而,这样的试验是没有固定范式的,而且要鼓励来访者不要使它们成为新的“应该”,而是把试验看成对觉知和可能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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