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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过来做个案,但似乎不清楚哪里是她想做的问题。我觉得她似乎很抽离。她的谈话经常会去到抽象的议题,问题,更需要大脑层面工作的事情,但似乎很远离她自己的情感存在。我注意到她的衬衫,它上面有闪亮的水晶。我多次观察到了并试图带入和她的对话中。她会从当下抽离,并没有回应我对她"闪光"的那部分好奇心。好吧,这一切都没有吸引到她,也没有加强接触。 但是她的确报告说,她的腿感觉冷-不意外,她几乎不在她身体内。她的确在我们接触的时候，感觉心有些温暖。她提到在我这个"大师"做过几次个案。这种关联显然是把我放在了一个基座上。 所以我抓住了这个接触点。我坐在我椅子的边缘,身体高于她,谈着我"高于一起"的体验。然后我请她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坐在那里,放松地坐在我们椅子上分享体验。我们都在较高位置上,而其他所有人都在我们底下。这给了她能够和我在一起的体验,以一种更平等的方式。 然后我坐了下来,让她继续呆在椅子上,并询问她的体验。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探索另外一个极性——她认为自己高于别人的方式。她在那里真的感到很舒适。当她坐回来时,她说感觉她的腿和身体更温暖了。 谈话在治疗中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在谈话并不促进接触的时候,这时重要的是要做些不同的事情。完形实验提供了会带来创造力,多样性和进入治疗性接触点的机会。它涉及到真正"如是"的因素,并把这些因素带入生活,以便于进一步觉察和接触。
哈维说到他家里很多人离婚。他父母离婚了，他的兄弟是离婚的。他也离婚了。他不知道家里都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察看家庭模式和调查场域的邀请。 我没有遵循这一明显的兴趣点行事。部分是因为他表面上想要一些提供的"答案",这对我有点太多按照订单的意思——我想往下探索-找到更多关于他是谁和他体验的细节。 人们可以着迷于场域,但这里可以有更多的知识兴趣,而且从场域开始治疗不一定是最好的开始。 所以我问起他自己离婚的亲身经历。 他谈到感觉相当安定了。我也分享一些自己的体验。似乎他并没有未完成事宜,或者至少他没有透露出有。 可是接着他谈到了他的儿子,他现在一年只能看到儿子两次。他说,他有时会哭醒,想着这个问题。 他感到了内心深处的痛,他又谈到他如何避免触碰这个话题,或者思考它,因为它是如此痛苦。 我使用一些觉察的过程邀请他更深入地体验当下,并在那里和他在一起。 但是,他只能走到目前的深度。他说他想在海外做这个过程……工作坊当中有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他打开感觉会有些不舒服。 我给了他一个图画的比喻- 一面是他情感的海洋,另一面是他退缩的障碍悬崖。他就呆在一个狭窄的崖壁上。他赞同这幅图画。 我没有试图推动他。我尊重人们的限制和他们还在发生的"阻抗"。 我告诉他,'这里我与你在一起,坐在崖壁上。我和他在那里呆了一会儿。他有种在那里可以被支持的感觉,这使他十分感动。他说他将保留着那个经验。 个案没有在"完成"或"解决"部分结束。我们没有走完整个觉察循环。我们经常可以在完形中做到,但并非总是如此需要如此。这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接触的体验,与案主在"困住"的地方同在——在某种意义上说那个不是困住,但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地方。他们选择呆在那个地方。与他们同在那里，创建出不同的东西可以发生的基础-并建立起关系。然后,当有了足够的内部和外部基础，人们可以更容易地选择不同的东西。 无论案主在哪里,无论如何"阻抗",我们可以在完形过程和他们同在,并找到接触的地方。
爱奥那谈到被困的感觉。 在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看见她弯起一根手指伸到另外一只做成杯状的手当中。 以完形的风格,我请她说出"存在"-那手指，然后说出那只封起来的手。"我被困住了…"和"我把你包起来来了"。那根被包住的手指，感觉自己很弱,想"放弃"。 当我们与这些在一起,爱奥那说,那根手指就像一个钩子,因此它害怕四处摆动,否则它会更加被困住。 当我们带着觉察,总会有"形"出现,给到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的重要信息。 在这个个案中,我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形",和钩子相关。在心理治疗中有一个特定的术语来形容这种家庭中有时会发生的交互作用-双重束缚。这是指一种有着两种对立指令的情况,所以无论什么人在里面,他们都赢不了。这会产生一种无力感。 我把她的"钩子"体验与这一点联系起来,所以就询问她，她家庭中是否有人有类似体验。她立即提到父亲。她说,在他和她说话的时候,她自己感觉被"压制",他会唠叨,她觉得非常受困,同时又被套牢。这下，和"钩子"的连接就很明确了。 但是我还是很难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个案中，这是一个不太有的情况。我告诉她,我感到被困住了。 然后我指出,她和我一个女儿同岁。我和女儿有着我自己的沟通动力,我告诉她，在我以自己的方式给到女儿关心的同时，我可能也有给到过我女儿自己模式的"压制"体验。 完形中很重要的是把自己带入对话,特别在有一个被困的感觉时。并且要识别出治疗和自己体验的结构相似性。 我请她举出一个对此问题有体验的例子。她说到了她和父亲的一个相关特定谈话。我请她和我一起来角色扮演——首先,她扮演父亲,我扮演她。 这创建了一种角色转换,让我们从我们之间被困的位置出来。这也给我一个机会演示给她看，如何能"逃出"被困,不再进一步被困和"被钩住"。 所以当她在扮演父亲（我在扮演她）的时候,我对她吹了一声口哨。这当然打扰了她。我们都笑了。我指出,模式一旦被打断,新的东西就可以发生。 然后我请她试一试,我们交换角色。她不喜欢吹口哨,所以她做了些其他的事情-发出有趣的声音并震动嘴唇。 然后她开始谈到，她想要给她的心滴上"眼药水"。当我探讨这点,发觉这是她可以平静自己的一个内部柔软行动。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因为打断模式只有在你内心稳定时才能起作用。 第三,在打断模式以后，我给了她一些词语来表达:"爸爸,你现在让我感到无法呼吸。"这里用到了她之前在说被压制的时候表达过的一个短语-感觉窒息。 所以现在她打断模式就有了三个部分了。
拉里一直在练习关注自己的感觉。他发现这是非常困难的。他已经搁置了感觉那么多年,让他很多时候他只能感到空虚。现在,他有时可以开始意识到体内的感觉了。 所以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构建。我请他在工作坊团体中找出他有着最强烈感觉联结的三个人，说出这些感觉是什么。他这么做了,然后我支持他把这些语句变成与人的关系。这样做后,他获得了发自内心的反应。这很令他感到鼓舞。我指导他继续这种对话,确保他是否能给出会把感觉加入想法/感知回应中。 他这样做的时候，对话就形成了。他获得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反馈。团体中的其他人,第一次感到被他触动。他开始感受到体内的巨大温暖,不断在累积,所以他明显热乎起来。 这是过去他不习惯的情感愉悦的感觉,构成了拉里非常重要的体验基础。 对话在继续。接下来是他开始学习如何探询对方。他说出自己的回应,包含了对他人的积极评价,但不包括好奇或提问,或者核对自己的感受和想象。 我向他演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看看他的投射是什么来找出到底别人是谁。 然后下一阶段涉及到谈论在听到别人呈现给他的复杂性之后对他的影响。在他之前荒芜的情绪世界里,他对人的理解和体验更多是两维的平面的。现在接受了自己的,然后接受了他人的情绪后，他的体验更多像三维的立体的,但然后他需要支持如何解读,理解如何继续对话。 每个人都很欣赏拉里的努力,包括我,都给了他非常积极的反馈。 这个过程是重要的,因为男人通常不太有发展亲密谈话的技巧。第一阶段要求他们和自己的感觉联结。由于社会化,或者还有创伤体验,很多男人本质上是与他们的感觉脱离的。它需要被治疗师和周围的人仔细地支持，来让这个发生。 然后需要支持他们在此基础上构建,进入交谈和对话。 因为女性更容易接触到感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很容易融入团体,因为他们更容易表达她们的感觉。男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额外的空间和支持和耐心。
艾美谈到了安全感问题。她有恐惧,有时对会发生什么灾难性的事情感到焦虑。我她举一个例子。她的女儿刚上小学。艾美一直在向老师确信，会指给她女儿看操场在哪里,还有指给女儿去看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艾美对于她女儿是否知道去哪里玩也很焦虑。而在玩的时间段,她看到另一个男人,不是老师,带她女儿到操场上。这让他心中有极大的恐惧。她靠近那个男人,发现一切正常。什么不好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但那一整天，她胸口有一个深深的痛苦。我问她感受如何,她表示,那就像心上面有一把刀在刮一样。在完形风格中,我问的是关于当下的问题,她指给我看她胸口感觉痛的地方。
显然如此强烈情绪和更深的东西有关。在她的成年中并没有在她身上和孩子身上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她的生活是快乐和安定的。
然后她说到在1-4岁在奶奶那里长大。在这段时间里,她只看见她妈妈几次。之后她又和她的父母一起生活。
再次,她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胸部也很疼痛。她有参加一些精神分析，因而已经开始触碰这个创伤。但是,那感觉还是很真实的,强烈的,不能闪避的。她理解这个议题。但情绪还是问题。
所以我请她把她胸口的情绪表现在我的胸口上。
这是因为她深深地陷在哪个情绪中,他们被锁在她体内,显然未能释放出来。
所以她用手演示出"刀""切割"我的胸口。
现在她的情绪开始出来。她战栗,颤抖，哭了。她说她感到了憎恨。我鼓励她表达。
然后她说,"但我理解,我父母并没有恶意。这是她从自我觉察和以前的精神分析个案中获得的"洞见"。但虽然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许还有一个程度的平静,显然没有触碰到当下内脏的感觉。所以我鼓励她去感受那个憎恨,并向我表达出来,好像我是保姆一样。这给了她许可,让她倒出来,而不是保留它。我让她的憎恨合法化了——那是大量深深痛苦的结果。
我跟随者她的情绪。接着她感受到了心里的痛苦,然后她的胃疼起来,摇摇欲坠。她的脸也在痛苦中变形。我鼓励所有这些情绪出来。我给了她很多的理解——"你别留下了,即使你的奶奶对你关怀备至,那对一岁的孩子也是毁灭性的,无法理解或消化。你有各种恐惧,失落,愤怒的情绪都是自然的。"
然后(在她的许可下),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胃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背上,和胃的位置相对。我感受着她摇摇欲坠的情绪,带着节奏做着触诊,并强化着。她开始更充分地哭,大哭起来。她把这些情绪锁在体内这么久了，需要一些帮助才能释放出它们。
我请她把身体靠在我的身上。当她这样做时,她说着:"不要丢下我。""我会是一个听话的女孩。"显然她,像孩子一样,在指责自己,并试图做内部讨价还价,希望通过听大人的话做，来让她母亲回来。
再一次,我给到她对这个位置的理解。与此同时,我邀请那个憎恨的情绪-是讨价还价没有表达出的对立面。
接着，她又站在了"同情"她父母的位置。我承认了她拥有的成人理解,但再一次邀请她进入情绪,把"刀"按到我的胸口上。她这样做了以后,就能哭出来了,说出了她的愤怒和憎恨。
然后她有点头晕。这是她已经释放出大量能量的信号,现在需要整合。没有必要继续释放能量了,除非它能被整合到体内。她对于这样的释放还不习惯。所以我带她回到当下。她的手臂感到虚弱，背部有点酸痛。我说明了她之前的"接触"努力,终于可以放下了。她另一轮情绪冒出来后，她又感到晕了。我带着她在房间里到处走走,让她完全进入身体的感觉,让她到处看看,进入当下。她说感觉轻松,身体很清醒,以她无法记住的方式。
伊莎贝尔很沮丧。她说她的问题是一种"扭曲的感觉"。 她经常和老公冲突。事实上,她说的是"所有的时间"都在冲突。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大多数时间呆在房子里。他下班后会带女儿出去玩,但伊莎贝尔不会陪他们。 她说她衣柜里面的衣服不是黑色就是白色的。不管她做什么事,或穿什么衣服,她都不满意,想要做正相反的。这在现象学方面给我们的线索指向了某人的场域,以及他们在这一场域中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不需要解读它,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案主会给到我们洞见的信息。 总的来说,我听起来这像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生活。我问她能想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愿景吗,更少"扭曲"的那种。 她立即跳开自己的座位,拿起了她的电话。她给我看了手机里存的一幅画——在一条河和一座山旁边的长椅。那是她的愿景。我请她详细讲给我听这个愿景。她的图画里是自己单独一人在那里，画油画,读读书。我问她说还有什么吗。就这些。她的图画里自己一个人度过余生。想着这幅场景让她高兴。 然而,她确实感觉到不舒服(扭曲),因为她甚至不希望她女儿在这幅图画里面。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愿景——完全隔离着的生活,完全靠自己,为了自己。这为我们提示了完形中称做极性的一端。它还指出了接触连续谱的另一端。 我问她多久一次她会达到像愿景一样的地方。"从来没有",她回答，哪怕是半天。 这使我很惊讶。的确,这是一个梦。她感到被她当前的噩梦深深吸引,她没有能采取其他步骤去接受滋养。 我用我治疗权威告诉她,你现在不需要治疗,你需要改变你的生活。你需要去到那个地方并呆在那里。 我问障碍是什么——是什么让她紧紧陷在痛苦的生活方式中,扭曲着自己去看着愿景。她很坦诚,那样她老公会把她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我指出,结婚都10年了这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可能以后也不会发生。他可能没有足够的情商这么做……或者事实上,他并不清楚她想要什么,还有他能做什么。 如果她想要结束她的痛苦，需要她带着存在主义的责任感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完形是关于选择的觉察。 我问到她的情况。她呆在家是为了负责照顾女儿,但周末老公常常会带着女儿去做些事情。 我指出她可以在周末去她梦想中那个有山的地方。这样做我是在"给她允许"。这是一个在案主固着的时候，治疗权威的有益应用。如果他们不接受呢,这意味着案主在这方面还有其他事情。但有时,这种支持对帮助一个人改变方向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伊莎贝尔立刻变得非常兴奋。她看到我的建议能实现,这将直接达成她心中的愿望,不再想着靠她老公来救她,这让她自由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充满着能量。我和她聊了更多的细节。 我指出,如果她愿意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法,这将有利于她的女儿和她老公。由她开始。通过这种方式,治疗支持健康的自私,这是作为健康关系的基础。 工作坊团体中有人立即提出他有一座山可以让她一年中呆很长世间。那天晚上,自然发生地,她老公打电话给她,希望她能和他还有女儿去旅行。现在她有选择了。我帮助指导她该如何向老公解释她需要单独去。有时需要支持到案主，给他们文字来清楚表达他们的情况。危险在于"教他们如何说",而非带着一致和尊重去说。允许他们能以直接和明确的方式听到对需要的表达,并承认他人——这是治疗能提供的一部分学习过程。
安娜贝拉有些担心其他人给她的反馈，她对关系有着保守的价值观。她想知道是不是她真的是太古板了，需要听他们的意见，稍微 放松一点。 这表明她愿意做自我反思,并考虑外在的反馈。对有些人来说,它可能表明案主倾向于全部接受别人的意见,完形语言称作内摄。 我问她一些问题，来确定她是怎样的人，有什么背景。 她过着听着非常快乐和满足的生活,婚姻是滋养和健康的,有产出却没有多余的压力。我越问越明显,人们对她的批评是按照自己观点。她看来满足于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她很试用,她没有把它们强加于别人,而且她似乎也有着一个很好的边界感觉——对自己的边界和其他人的边界。 我继续探索,试图找到她是否有我们可以检视的矛盾,还有需要或渴望放松或改变的价值观。 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她看来是一个真正平衡的人,过着自己内在和外在都健康的生活，无论我用什么参数去衡量。 有时人们来治疗或参加工作坊,并不是来疗愈创伤或转化神经症,只是来学习和成长。而完形就非常像这样一种设计,这是博尔斯（完形创始人）最初的愿景——一种"真"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实践的专业形式,来"修复人"。 在一段时间后,我不再提问了,我不想只是在寻找症状;在完形中,我们以人们自己本来的方式接纳他们——这是现象学的方法-而非去寻找隐藏的动机。通过与来访者同在，得以显示更多的东西。 在本案中,看来安娜贝拉的演示和她的本来样子并没有不同步。我告诉她,她看来过着健全的满意的生活,我为认识她而感动,并以这种方式了解她。我感受到了我的眼泪——那是喜悦的泪水。 我告诉她,也许她可以教别人,很多人会期盼知道如何才能那样生活。虽然有很多老师和治疗师有着所有的"知识",模型,地图,能说出鼓舞人心的话,会很好地教练人。但能否真正成功地活出所有这些原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安娜贝拉显然是一个谦逊的人,并不想获得一个很大的名声或成为大人物。我告诉她,她有可以做一名老师的潜质。 她现在有泪水——再一次,也是快乐的泪水。她被我看见了,我们都感动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我-你时刻。两个人在一个地方能深刻地遇见。我不需要很明了地占着老师或治疗师的角色。相反,我用我的治疗权威来认可她,支持她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我还告诉她,那是我的议程。也许她不需要或不想要进入这样一个角色。我只是表达了我希望她那样做,因为我看到她可以做出很大贡献。 她平静地回答,但很正面。所以我建议她考虑，以她适合的方式正式开始某种形式的教学角色。 完形是乐于帮助和支持能涉及到案主现实的东西。这也包括了治疗师的感受,倾向意见,希望,愿望和议程——只要是显化的,并用来服务案主和他们的需求,在治疗关系中加强接触的质量。 所以我给她的回应是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不需要促进,而是在关系中被看见。人们是（而且通常都是）忙于他们自己的议程。我们作为治疗师可以提供的是承认他们,甚至是他们可能有的"困难"特质的人也可以被接触到，如果能以尊重地方式承认这些。也有可能,在那之后,像我一样带入议程中。但关键是要轻柔地,明确地,以一种给到对方很多空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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