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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谈到了安全感问题。她有恐惧,有时对会发生什么灾难性的事情感到焦虑。我她举一个例子。她的女儿刚上小学。艾美一直在向老师确信，会指给她女儿看操场在哪里,还有指给女儿去看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艾美对于她女儿是否知道去哪里玩也很焦虑。而在玩的时间段,她看到另一个男人,不是老师,带她女儿到操场上。这让他心中有极大的恐惧。她靠近那个男人,发现一切正常。什么不好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但那一整天，她胸口有一个深深的痛苦。我问她感受如何,她表示,那就像心上面有一把刀在刮一样。在完形风格中,我问的是关于当下的问题,她指给我看她胸口感觉痛的地方。
显然如此强烈情绪和更深的东西有关。在她的成年中并没有在她身上和孩子身上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她的生活是快乐和安定的。
然后她说到在1-4岁在奶奶那里长大。在这段时间里,她只看见她妈妈几次。之后她又和她的父母一起生活。
再次,她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胸部也很疼痛。她有参加一些精神分析，因而已经开始触碰这个创伤。但是,那感觉还是很真实的,强烈的,不能闪避的。她理解这个议题。但情绪还是问题。
所以我请她把她胸口的情绪表现在我的胸口上。
这是因为她深深地陷在哪个情绪中,他们被锁在她体内,显然未能释放出来。
所以她用手演示出"刀""切割"我的胸口。
现在她的情绪开始出来。她战栗,颤抖，哭了。她说她感到了憎恨。我鼓励她表达。
然后她说,"但我理解,我父母并没有恶意。这是她从自我觉察和以前的精神分析个案中获得的"洞见"。但虽然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许还有一个程度的平静,显然没有触碰到当下内脏的感觉。所以我鼓励她去感受那个憎恨,并向我表达出来,好像我是保姆一样。这给了她许可,让她倒出来,而不是保留它。我让她的憎恨合法化了——那是大量深深痛苦的结果。
我跟随者她的情绪。接着她感受到了心里的痛苦,然后她的胃疼起来,摇摇欲坠。她的脸也在痛苦中变形。我鼓励所有这些情绪出来。我给了她很多的理解——"你别留下了,即使你的奶奶对你关怀备至,那对一岁的孩子也是毁灭性的,无法理解或消化。你有各种恐惧,失落,愤怒的情绪都是自然的。"
然后(在她的许可下),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胃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背上,和胃的位置相对。我感受着她摇摇欲坠的情绪,带着节奏做着触诊,并强化着。她开始更充分地哭,大哭起来。她把这些情绪锁在体内这么久了，需要一些帮助才能释放出它们。
我请她把身体靠在我的身上。当她这样做时,她说着:"不要丢下我。""我会是一个听话的女孩。"显然她,像孩子一样,在指责自己,并试图做内部讨价还价,希望通过听大人的话做，来让她母亲回来。
再一次,我给到她对这个位置的理解。与此同时,我邀请那个憎恨的情绪-是讨价还价没有表达出的对立面。
接着，她又站在了"同情"她父母的位置。我承认了她拥有的成人理解,但再一次邀请她进入情绪,把"刀"按到我的胸口上。她这样做了以后,就能哭出来了,说出了她的愤怒和憎恨。
然后她有点头晕。这是她已经释放出大量能量的信号,现在需要整合。没有必要继续释放能量了,除非它能被整合到体内。她对于这样的释放还不习惯。所以我带她回到当下。她的手臂感到虚弱，背部有点酸痛。我说明了她之前的"接触"努力,终于可以放下了。她另一轮情绪冒出来后，她又感到晕了。我带着她在房间里到处走走,让她完全进入身体的感觉,让她到处看看,进入当下。她说感觉轻松,身体很清醒,以她无法记住的方式。
伊莎贝尔很沮丧。她说她的问题是一种"扭曲的感觉"。 她经常和老公冲突。事实上,她说的是"所有的时间"都在冲突。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大多数时间呆在房子里。他下班后会带女儿出去玩,但伊莎贝尔不会陪他们。 她说她衣柜里面的衣服不是黑色就是白色的。不管她做什么事,或穿什么衣服,她都不满意,想要做正相反的。这在现象学方面给我们的线索指向了某人的场域,以及他们在这一场域中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不需要解读它,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案主会给到我们洞见的信息。 总的来说,我听起来这像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生活。我问她能想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愿景吗,更少"扭曲"的那种。 她立即跳开自己的座位,拿起了她的电话。她给我看了手机里存的一幅画——在一条河和一座山旁边的长椅。那是她的愿景。我请她详细讲给我听这个愿景。她的图画里是自己单独一人在那里，画油画,读读书。我问她说还有什么吗。就这些。她的图画里自己一个人度过余生。想着这幅场景让她高兴。 然而,她确实感觉到不舒服(扭曲),因为她甚至不希望她女儿在这幅图画里面。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愿景——完全隔离着的生活,完全靠自己,为了自己。这为我们提示了完形中称做极性的一端。它还指出了接触连续谱的另一端。 我问她多久一次她会达到像愿景一样的地方。"从来没有",她回答，哪怕是半天。 这使我很惊讶。的确,这是一个梦。她感到被她当前的噩梦深深吸引,她没有能采取其他步骤去接受滋养。 我用我治疗权威告诉她,你现在不需要治疗,你需要改变你的生活。你需要去到那个地方并呆在那里。 我问障碍是什么——是什么让她紧紧陷在痛苦的生活方式中,扭曲着自己去看着愿景。她很坦诚,那样她老公会把她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我指出,结婚都10年了这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可能以后也不会发生。他可能没有足够的情商这么做……或者事实上,他并不清楚她想要什么,还有他能做什么。 如果她想要结束她的痛苦，需要她带着存在主义的责任感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完形是关于选择的觉察。 我问到她的情况。她呆在家是为了负责照顾女儿,但周末老公常常会带着女儿去做些事情。 我指出她可以在周末去她梦想中那个有山的地方。这样做我是在"给她允许"。这是一个在案主固着的时候，治疗权威的有益应用。如果他们不接受呢,这意味着案主在这方面还有其他事情。但有时,这种支持对帮助一个人改变方向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伊莎贝尔立刻变得非常兴奋。她看到我的建议能实现,这将直接达成她心中的愿望,不再想着靠她老公来救她,这让她自由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充满着能量。我和她聊了更多的细节。 我指出,如果她愿意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法,这将有利于她的女儿和她老公。由她开始。通过这种方式,治疗支持健康的自私,这是作为健康关系的基础。 工作坊团体中有人立即提出他有一座山可以让她一年中呆很长世间。那天晚上,自然发生地,她老公打电话给她,希望她能和他还有女儿去旅行。现在她有选择了。我帮助指导她该如何向老公解释她需要单独去。有时需要支持到案主，给他们文字来清楚表达他们的情况。危险在于"教他们如何说",而非带着一致和尊重去说。允许他们能以直接和明确的方式听到对需要的表达,并承认他人——这是治疗能提供的一部分学习过程。
安娜贝拉有些担心其他人给她的反馈，她对关系有着保守的价值观。她想知道是不是她真的是太古板了，需要听他们的意见，稍微 放松一点。 这表明她愿意做自我反思,并考虑外在的反馈。对有些人来说,它可能表明案主倾向于全部接受别人的意见,完形语言称作内摄。 我问她一些问题，来确定她是怎样的人，有什么背景。 她过着听着非常快乐和满足的生活,婚姻是滋养和健康的,有产出却没有多余的压力。我越问越明显,人们对她的批评是按照自己观点。她看来满足于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她很试用,她没有把它们强加于别人,而且她似乎也有着一个很好的边界感觉——对自己的边界和其他人的边界。 我继续探索,试图找到她是否有我们可以检视的矛盾,还有需要或渴望放松或改变的价值观。 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她看来是一个真正平衡的人,过着自己内在和外在都健康的生活，无论我用什么参数去衡量。 有时人们来治疗或参加工作坊,并不是来疗愈创伤或转化神经症,只是来学习和成长。而完形就非常像这样一种设计,这是博尔斯（完形创始人）最初的愿景——一种"真"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实践的专业形式,来"修复人"。 在一段时间后,我不再提问了,我不想只是在寻找症状;在完形中,我们以人们自己本来的方式接纳他们——这是现象学的方法-而非去寻找隐藏的动机。通过与来访者同在，得以显示更多的东西。 在本案中,看来安娜贝拉的演示和她的本来样子并没有不同步。我告诉她,她看来过着健全的满意的生活,我为认识她而感动,并以这种方式了解她。我感受到了我的眼泪——那是喜悦的泪水。 我告诉她,也许她可以教别人,很多人会期盼知道如何才能那样生活。虽然有很多老师和治疗师有着所有的"知识",模型,地图,能说出鼓舞人心的话,会很好地教练人。但能否真正成功地活出所有这些原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安娜贝拉显然是一个谦逊的人,并不想获得一个很大的名声或成为大人物。我告诉她,她有可以做一名老师的潜质。 她现在有泪水——再一次,也是快乐的泪水。她被我看见了,我们都感动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我-你时刻。两个人在一个地方能深刻地遇见。我不需要很明了地占着老师或治疗师的角色。相反,我用我的治疗权威来认可她,支持她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我还告诉她,那是我的议程。也许她不需要或不想要进入这样一个角色。我只是表达了我希望她那样做,因为我看到她可以做出很大贡献。 她平静地回答,但很正面。所以我建议她考虑，以她适合的方式正式开始某种形式的教学角色。 完形是乐于帮助和支持能涉及到案主现实的东西。这也包括了治疗师的感受,倾向意见,希望,愿望和议程——只要是显化的,并用来服务案主和他们的需求,在治疗关系中加强接触的质量。 所以我给她的回应是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不需要促进,而是在关系中被看见。人们是（而且通常都是）忙于他们自己的议程。我们作为治疗师可以提供的是承认他们,甚至是他们可能有的"困难"特质的人也可以被接触到，如果能以尊重地方式承认这些。也有可能,在那之后,像我一样带入议程中。但关键是要轻柔地,明确地,以一种给到对方很多空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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